劉潤清，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與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在中學學的是俄語，1960年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俄語系。但報到時卻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語系。我的同班同學都學過英語，至少認識800個英語單詞，發音也沒有太大問題。唯獨我這個農村孩子一個英語單詞也不會，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夏祖煃老師。他既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又有真誠、熱情的工作態度；他經常鼓勵我這個最落后的學生。

我把周末的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對著鏡子練發音，一練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嗓子都練啞了。當時全班只有一個大型錄音機，錄音里只有精讀課文和生詞，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聽力材料了。我還經常在黑板上練拼寫，寫滿一黑板，然后擦掉又繼續寫。單這發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時間。總的來說，到一年級結束的時候，我才算入了門。

二年級仍以精讀課為主，它既是英語輸入的主要來源，也是口語、筆語練習的主要場所。同時還新增了泛讀課，老師讓我們讀最簡單的英語小故事。

另外，從二年級起，老師還要求我們用英英詞典。初用英英詞典時我當然也遇到不少困難。為了查一個詞，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詞。從根本上說，查完英漢詞典和漢英詞典，并不能夠真正學會使用一個詞。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詞典，才能真正搞清一個詞的確切含義和用法。隨著詞匯量的擴大，我使用英語詞典的興致也越來越高。有時查上癮來，會查上個把小時，忘記了正在讀的文章。那時，我們都把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上標的25個句型背得滾瓜爛熟。總之，查英英詞典本身就是在學地道的英文。

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精讀課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礎知識都來自精讀課。此外，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英文版簡易讀物。這些讀物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讓我眼界大開，因為里面有一種全新的文化。與此同時，我還驚嘆于其中簡單、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極強的表達力。一年之內，我讀了近百本簡易讀物，是這些書使我感受到了英語的語言之美，讓我體驗了地道英語的味道，并逐漸培養了我對英語的一種“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

這時候，我對英語的成語、習慣用法、動詞搭配、漂亮的語句等，已變得十分敏感。遇到這些內容時我的注意力會突然變得集中，我會將它們立刻背下來或抄在筆記本上。對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會反復讀，強行記，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來。在課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幾個背過的句子或短語，在同學面前“顯擺”兩句，都令我感覺非常享受。因為看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到二年級時，我已經丟掉了“落后”的帽子，開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級的經歷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讀課文的人文味越來越濃了。這些課文不僅是語言的示范，同時也是很好的文學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來越多，語言越來越美，有講頭，有讀頭。

其次，這時我開始讀原版英文小說了。從某種意義上說，讀原著才是英語教育的開始。原著中的語言不再是為照顧學習者的水平和語法的需要而改編，而是作者深刻、細膩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語言大師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會背景、風俗習慣、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倫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強精神，以及如何開玩笑、如何帶來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讀者帶入一個全新的世界。當時老師告訴我們說，不讀上幾十本原著，英文是學不到家的。

再有，就是三年級開設了正式的寫作課。在此之前，我以為說英語最難，因為沒有足夠的思考時間。后來，我又感到聽懂英語最難（如聽英語廣播），因為你不能控制對方的講話速度。等到開始學習寫作，我才意識到，一個人英語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書面英語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為把重要的話寫下來就是作文。后來我才知道，這是錯誤的理解。書面英語是最講究、最嚴謹、需要經過反復推敲的語言。可以說，我現在對書面英語的認識，以及我現在的英文寫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級的寫作課，是寫作課為我打下了扎實的基本功。

四年級時，學校開設了一個高級翻譯班，俗稱尖子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

一是伊莎白老師把我們的語音語調重新糾正了一遍。她先讓我們聽一家英國出版公司出版的錄音帶，有詩歌、劇本，也有小說，都是百分之百的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典型的英國上層社會的發音，漂亮極了。然后，她讓我們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還讓我們設想是在人民大會堂宣讀一個領導人的發言。她說我們底氣不足、聲音不穩，一拉長聲就走調。她要求我們兩個人相隔50米對著講，每天早晨至少練半個小時。我的朗讀水平因此大大提高了，能把一個故事讀出感情，讀出抑揚頓挫和輕重緩急，這些都是那年長的出息。

二是我們學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翻譯。我們當時把 Beijing Review（那時叫 Peking Review）看了個遍，把當時的重要文件、社論、評論員文章（國際的）都拿來進行英漢對照閱讀。開始的時候我很不習慣，讀慣了英文原著的人剛接觸 Beijing Review 可真是不舒服，總感到有一種語言與文化的不相匹配。后來就慢慢習慣了，而且我也認識到，要想向世界介紹中國，這種英語是我們的唯一選擇。但是，應該說明的是，剛開始學英文時，不要用 Beijing Review 作課文，而一定要用本族人寫的地道的英文文章作課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讀 Beijing Review，就不會影響你對英語的直感了。

對五年級的印象不太深了。我們學了翻譯，特別是漢譯英。教我們的是薄冰和鐘述孔兩位老師，他們都很有水平，上課也非常有趣。這門課使我認識到，英文不學到家，翻譯是談不上的。與此同時，我還意識到，漢語文字看似已懂，實則不然。翻譯遠不是詞與詞、結構與結構的一一對應；要比這復雜得多。沒有對漢語的透徹理解，沒有足夠的英語造詣，是做不了翻譯的。除了具有高超的駕馭兩種語言的能力之外，譯者的閱歷和文化底蘊與作者不能相去太遠。要想翻譯《紅樓夢》，如果不了解曹雪芹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和社會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譯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離。

回憶起來，在北外學習期間，我遇到了好老師、好教材和合適的教法。那時，雖然我們沒有“快譯通”“文曲星”等“現代武器”，也沒有現在這么多英文書籍，甚至連像樣的課本都沒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們學的是地道的英語，有大量的聽、說、讀、寫、譯的練習。老師講的英文非常漂亮，作業改得細致到家，也沒有這樣那樣的考試。真慶幸，那時“托福”式的考試還沒有問世，我們沒有靠打鉤鉤學英文，沒有在選擇題上浪費任何時間。

盡管我們當時的學制是五年，畢業時也覺得自己學了不少英文，但一開始教書卻發現，大學期間只是打了個基礎。教過幾年書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學相長。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與其說是在教學生，不如說是在教自己。

首先，在備課時，我通過大量查詞典，搞清了許多詞的詞義和用法。備課時，我比學生查的詞多得多。在查詞典的過程中，我還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時在一個詞上花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記下很多與備課無關的短語或搭配，而且還感覺樂在其中。

接著，我就借助詞典，參考教案，轉述（paraphrase）課文上的難句。一節課準備下來，自己要編寫幾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來，以便在課堂上使用。這種備課方式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我的口語、筆語表達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來越講究了。

剛教書時，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輕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事”一般由我來承擔，結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鍛煉。例如，三年級教學組決定每周給學生廣播兩次英語新聞，我就接受了這個任務。為了這15分鐘的廣播，我要找五六條新聞，寫出七八頁的英文，請劉承沛老師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再比如，三年級的翻譯練習答案沒有人做，又是讓我做。做完后，由鐘述孔或薄冰老師修改，然后再打出來發給每位老師。同上個例子中的情形一樣，每次我寫的東西都被改得滿篇是紅，有時真叫我無地自容，但是從中學到的東西和悟出的道理卻讓我受益終生。

教書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識儲備。我什么課都教過，精讀、泛讀、口語、聽力、寫作、翻譯、報刊閱讀。每一種課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識背景，才能講得深，學生的學習才不至于浮在表面。為此，我經常幫助學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層意義、社會意義、文體意義，在這個基礎上去欣賞文字的美與力量。這似乎是北外的教學傳統。老師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來教我的學生。在我的課堂上，不僅有語言信息，更充滿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我經常查英文百科全書、英國文學指南、美國文學指南、歷史和文化書籍等。這樣教過幾年書之后我才認識到，教外語決不單純是外語知識的傳授，而是要與文化知識、社會背景等緊密結合。因為語言是載體，文化知識是內涵，沒有內涵的語言教學必定是蒼白的、枯燥的、不受歡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讀了北外的碩士研究生，當時師從許國璋、王佐良等先生*，學的是英語語言文學。

*作者注：王佐良先生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原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著名教授，歷任北外副校長、英語系主任等，在英國文學、文藝理論及翻譯等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許國璋先生也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原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著名教授，歷任北外英語系主任、語言所所長、《外語教學與研究》雜志主編，是杰出的語言學家和英語教育家，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在語言學領域做出過開創性貢獻，他的大學《英語》教材歷經30年而不衰，堪稱我國同類教材的典范。這兩位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治學風范影響了我國外語界的幾代人。

撇開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和普通語言學的專業知識不說，僅就英語學習而言，那幾年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等到研究生畢業，我才算比較成熟了。

許老他們每周給我們上一節課，我們盼一星期才能見他們50分鐘。可是這50分鐘卻是莫大的享受。他們那種博古通今的氣派，讓學生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的治學嚴謹與大師風范，又讓學生們心生敬畏。當時，同學中流傳的一句話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們都記得許老有一次給我們批作業，有幾個人得的是從上到下的大紅叉，被說成一頁紙全是狗屁不通。我們讀書常常不記作者，許老對此大為惱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記著剛讀過的《語法》這本書是 Palmer 寫的，不曾想許老卻問：“哪一個 Palmer？有兩個 Palmer！”我只能對自己的無知搖頭嘆息。

我與王公談起莎士比亞的劇本，他問：“哪個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劍橋大學出版社。”他接著問：“哪年的版本？”我又被問住了。最后，他告訴我，“讀莎士比亞，版本很重要。”在有過多次這樣羞愧難當的經歷后，我才慢慢懂得書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許老能夠背誦莎士比亞劇中的一些對話，王公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誦英語詩。當我們對此表示驚奇時，許老說：“這算什么？我們在英國上學時，老師們沒有一個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劇本，第幾場、第幾幕都是背出來的。”他還告訴我們，錢鍾書等幾位著名學者聚會時，幾個人圍著桌子坐下，一個人喊道：“好了，現在開始背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中的 the Trial 一場，從你開始。”于是，大家就開始背，主持人點到誰，誰就接著往下背。沒有人討價還價，也沒有人忘詞，背錯了就受罰。兩位先生教我們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這句話后來在我們同學中廣為流傳。我特別欣賞“humanly possible”的說法，因為我們很容易為自己的懶惰找借口，用天賦不夠當幌子，就不再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學習道路是漫長的。當時，這些事情一件一件發生的時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隨意的。現在回憶起來，它們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聯系的、有計劃的。把這些事件串連起來，使我們看到北外英語系偉大的教學傳統，看到那些老師們的教學理念和思想軌跡。所有這些都為我們指出了成功學習者不可偏離太遠的學習道路。這條路是漫長的、艱辛的；同時也是愉悅的、慰籍心靈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風景線，一個比一個殊勝，最終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懷舊。我們當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卻落得個耳靜心靜。每個人的工資都是幾十元錢，住的都是筒子樓，沒有“紅眼病”，不用為買車買房去拼命教課掙錢。除了學習還是學習，除了教書還是教書。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時要操勞得多，這是這一代人為追求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所付出的代價。這種現實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年輕人探究學問與教學的精細程度。當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來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長了草。有的人學了兩三年英語就認為夠用了，著急忙慌地找個外企上班掙錢。而我們這些人，學了那么多年，仍然認為自己學得很不夠。王佐良先生經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輕視學問的種種表現，最終會使教育事業付出沉重代價。

就今天中國的外語學習的大環境而言，我以為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問題，而實際上，方法背后是深層的學習理念問題。

首先，對待學習要有科學、踏實的態度。學習任何一門科學都需要下扎扎實實的功夫，不要總想投機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誘你投機、以使他賺錢的歪門邪道。所謂的“瘋子英語” “傻瓜英語”“學習方法革命”等，都曾經迷惑過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只要稍稍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幾百年來，那么多的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用畢生的精力從事科學研究，都沒有發現什么“成功秘訣”。近年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英語學習》刊登了多篇“專家如是說”，上海外國語大學出版了《外語教育往事談——教授們的回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外語名家論要》，寫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眾口一詞，都說學外語沒有什么捷徑好走——只能是多讀、多聽、多說、多寫。唯獨在21世紀初，中國出了“救世英雄”，能用“靈丹妙藥”讓中國人在幾個月內學會英語，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根本不可能！二者之間的區別只有一點：哲人與科學家尊重真理，不想騙人；而“救世英雄”卻是以金錢掛帥，不顧事實，無知無畏。

其次，學習工具不能代替學習過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記憶。現在，學習外語的條件實在是太好了。該如何看待這些東西呢？當然，這些都是有助于學習的工具。問題在于學習者該如何使用這些工具。適當使用，有益學習；使用不當，則影響學習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選精品來學。桌子上擺滿了書，結果是摸摸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讀任何一本。古人云：“心頭書要多，案頭書要少”，就是說要專心致志。總之，外語學習是慢的，是細活，急功近利、毛毛躁躁是決不可能學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試代替學習，不要用試題集代替課本。目前，應試教育現象十分普遍，考試過多，很多試題或題型不夠科學。學習者花了很多的時間做題，最后拿個什么證，但是英文卻沒有學到手。這是為什么？因為，學一門外語，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其中有死記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學習詞匯、語法等，是硬記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學規律；但是，使用語言，卻需要多練，是藝術性的工作。

目前，擁有各種外語證書的人已經達到幾千萬了，為什么外語人才仍然相當匱乏呢？在這里，我想告訴學習者：

“凡是經過突擊可以提高分數的考試，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試；凡是用大量的上課時間教你考試技巧的老師，決不是真正負責的老師；靠畫ABCD是永遠學不好英語的。中國需要大量的國際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職者的英語能力，才不會去理睬你手中的那個證書呢。國際人才競爭，要靠本事吃飯；七大姑八大姨沒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證書也不值錢了，還是老老實實學點真正的英文吧。”

動筆之前，我決心要寫出幾句有意義的話來，以免愧對讀者。但文章寫完之后回頭一看，不過是一本流水賬。可見，一個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難啊。因此，以上文字，與其說是想給讀者什么啟迪與教誨，還不如說是在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回憶自己在與恩師的神交中所獲得的心靈的愉悅與精神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