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高檔私人家教600美元一小時：美國從來就沒有過教育均等

曾敏敏老師  今天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拼爹資本主義”(“遺產型資本主義”)的回歸，令教育程度越發成為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決定性因素。

同時子女的教育程度，也越來越取決于其父母的教育程度。

美國的家長們大概從沒像過去這半個世紀這樣，如此重視教育。

前些年，“虎媽”事件轟動一時，很多人看到的是亞洲教育“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勝利，卻忽視了這個現象之所以在美國引發轟動的深層社會環境改變：

美國的中上階層與知識階層家長越來越堅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對孩子教育的投入近乎執迷。

“富貴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澤可及于無窮”。

教育程度是社會經濟地位的決定因素，而進入21世紀的美國，資本與知識出現了一種平行傳承現象，即子女的教育程度越來越取決于父母的教育程度。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指出，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的共同原因是教育機會正呈兩極分化。

《紐約時報》在2016年分析列出，在最富有的四分之一美國家庭的子女中，24歲時擁有大學學位的占82%，在最窮困的四分之一的家庭里，這一比例只有8%，相差整整10倍。

曾任百事可樂和大通銀行副總裁的著名企業家紐鮑爾總結，“除非去上大學，否則你不會走上生活的上升曲線；今天在美國，教育是成功的關鍵。”

請注意，這里的教育特指精英教育。

越來越多中上層家庭堅信，上學必須要上常春藤。

這種美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分化和普通大學畢業生的“貶值”不無關聯，在美國，普通大學本科教育質量不斷下降。

相比之下，常春藤為代表的頂尖名校的情況截然相反。

“在一個充滿全國和國際奧數選手、科學大獎獲得者、正式報紙雜志甚至科學論文作者的校園里，通宵開放的圖書館便是這一高度競爭學習環境的象征”。

最重要的教育分化結果，莫過于學生畢業后的社會地位。

哈佛大學勞工問題權威卡茨向《紐約時報》承認，美國普通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每況愈下，越來越多的畢業生不得不高配低就，成為“令人擔憂的麻煩趨勢”。

麻省理工學院的勞工經濟學家奧托爾形容這是中產階級下一代不得不面對的“下坡匝道”。

與普通大學畢業生情況相反，美國精英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依然風光。

《大西洋月刊》調查顯示，即便是排名第25名次級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收入還是比哈佛、耶魯的畢業生少了差不多40%，不用說排名50之后的普通大學。

教育分化的一系列數據拉開了美國擇校瘋狂。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菲律賓華僑后代蔡美兒幾年前推出養育兩個女兒的回憶錄《虎媽戰歌》。

“在美國，‘虎媽爭議’主要限于美國的白領中上層和知識階層，首先刊登書摘的《華爾街日報》以及跟進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紐約客》等，都是美國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關注閱讀的報刊。”

《虎媽戰歌》是中國傳統“棍棒底下出孝子”育兒哲學的現代美國版，而這背后更值得關注的是正在變化的海外社會大氣候，為什么“虎媽”震動了美國上層階級和知識精英？“

"虎媽”轟動實則反映了美國上層精英的一種日益強烈的整體焦慮。

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和社會競爭迅速加劇，催生了擔心社會經濟地位下滑的普遍焦慮。這一演變強化了美國精英地位延續的老規律：“富貴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澤可及于無窮。”

換言之，維持精英地位和身份的前提，在于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精英教育。

“地毯老鼠競賽”，從幼童開始的全面競爭。

“從幼童開始的教育競賽，在美國知識階層早已不是秘密，只不過‘虎媽’把這一競賽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這一教育競賽的“理論基礎”來自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他提出了關于教育投資回報與年齡的關系曲線。

海克曼曲線清楚地表明，教育投資回報最大的是早期和學齡前的智力開發。這是缺乏知識和金錢的窮人父母最薄弱的環節。

在美國的知識精英和上層階級中，教育競爭實際從托兒所和幼兒園時代就開始了。

在高中階段，這種競爭體現得最為激烈。

美國名牌私立中學的歷史要早于公立學校，尤其在教育發達的東北部，這些學校原先的主要目的是向哈佛、耶魯等名牌大學輸送學生，因此獲得“預備學校”之稱。

如果把美國所有高中按照畢業生進入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比例排名，那么排前100名中，有94所是私立學校。

教育投資是空前的，教育機會能均等成為空話，《紐約時報》曾在學生作弊問題上引述史岱文森高中（美國著名高中）一名應屆生的解釋，“只要幾分之差就能決定是否進得了常春藤學校”。

一名美國的華裔母親也曾告訴記者，美國人之所以熱衷讓孩子參加體育賽事，除了體育項目是校園社交的“標準配置”，另一條心照不宣的理由是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

小小一條賽道就能讓孩子有了競爭意識，告訴他們人生有時候不是幾分之差，而可能就是零點幾分之差，你就名落孫山。”

沒錯，分數就是學生的命根，必須錙銖必較

美國大學招生盡管講究綜合素質，但代表學業成就的“高考”成績仍然是其中的關鍵項目。例如，作為SAT摸底考試的PSAT成績，是所謂全美榮譽獎學金的入圍標準，尖子生的標志。又比如中學生總統獎，其中學業部分的初選名單就是SAT每次應試中每個州的男女“狀元”和“榜眼”。獲得這些獎項的提名，成為名校錄取的重要砝碼。

這催生了美國龐大的“高復產業”。以總部在紐約的卡普蘭教育集團為例，1994年收入僅800萬美元，2004年已經超過11億美元，10年增長了1400%！9年后（2013年），收入再次翻倍，達到22億美元。

隨著常春藤名校入學競爭的低齡化，在精英父母集聚的地區，課外補習和私人輔導已成為重要的經濟行業。

《紐約時報》報道，紐約市的高檔私人家教每小時學費是600美元，半天輔導的費用超過大多數工薪人士半個月的薪水。

2006年，美聯社關于大紐約區的名牌預校學費已超過哈佛大學，仍然“生滿為患”，有長長的候補排隊名單。望子成龍、趨之若鶩的家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克斯曾經挖苦，位于華盛頓市區西北的第三選區是聯邦政府高層主管人員的聚集地，其特征是雖然行政權力很大，也都算是高工資，可是60%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送子女上私立學校的學費上了。

哈佛大學畢業的著名社會學者卡拉貝爾，2007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描述還在小孩蹣跚學步時期，富有的父母就開始雇傭昂貴的教育顧問，在漫長的“常春藤競賽”中提前出發，并總結說：

“這只是一個漫長過程的起點，家境優越然而急不可待的父母企圖在這一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他們子女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其他名牌大學的機會。”

或許正因為經歷了這樣的殘酷競爭，讓獲得常春藤入場券的“精英”在繁衍下一代的問題上不愿“圈外繁殖”。

階層固化還表現為年輕人的“選擇性婚配”。

2006年在洛杉磯成立的“常春藤擴大聯合會”，已擴展到全美。其主要功能是為單身的常春藤校友提供“魚找魚，蝦找蝦”的約會平臺，是選擇性婚配的最好例證。

這一切，讓教育均等在美國漸成空話，階層固化的隱憂已引發社會關注。